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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哈丁1968年提出了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假设有一个向一切人开放的牧场，牧羊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而不断增加更多的牲畜，这样，“公共牧场”将在牧羊人无节制的放牧中走向毁灭。

　　瓯江作为温州人的母亲河，是一块典型的“公地”。且看一下这块“公地”的现况。3月30日温州都市报以《悠悠瓯江，还有多少鱼儿在畅游》为题报道：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瓯江水域目前尚存的鱼虾种类常见的不到20种，加上稀有种类总计才40多种，30年内减少了60余种。专业人士分析，瓯江水产资源衰竭的原因，其一是诸多的水利工程，阻隔了鱼虾的洄游路线，如长达17公里的拦海大坝没有留出鱼道，原先的鳗苗、蟹苗以及香鱼、鲥鱼、凤尾鱼再也无法光顾瓯江；其二是渔业生态环境恶化，大量的挖沙船云集瓯江，大量底栖生物被挖、大片水生植物被毁、大批产卵场被破坏；其三是沿江化工、电镀、制革、造纸等工厂企业林立，每日约有30~50万立方米的污水排放到瓯江，水族遭受灭顶之灾；其四是捕鱼工具现代化也加速了鱼类资源的减少。

　　水利工程、排放污水、挖沙毁底、过度捕捞，无一不是来自各处“牧羊人”在瓯江上的肆意“放牧”行为，以至于极大地超越瓯江的承受力。于是，瓯江的“公地悲剧”“渐入佳境”、“高潮迭起”。

　　“公地悲剧”的最大可悲之处在于，它会对人们破坏和毁灭“公地”产生激励作用。因为使用公地的收益是自己的，而后果留要大家分担，即经济学讲的“外部性”。因此，瓯江的“公地悲剧”，这场预料不到结束时间、却能够预料最后结局的人间悲剧，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幕叠加一幕地公然演出着。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避免“公地的悲剧”的发生，必须依赖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在保护公地上的刚性制度。然而，事与愿违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往往异化成当地“羊群”的头号“理性牧羊人”。为了短期内税收最大化，同时更期待自己的“羊群”能够长得更大更肥，本应担任裁判员角色的政府，直接作为演员参加了“公地悲剧” 的演出。于是，阻止“公地悲剧”的惟一路径由此隔断。

　　“为官一任，造一方福利”。这本来应该是地方官员的座右铭。然而，政府官员的任期制，使得这个座右铭异变为“为官一任，造一时福利”。其实，官员们比谁者都更加清楚地懂得，只注重解决GDP和税收最大化这个近忧，必然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这个远虑更加恶化。但是，官员的政绩只与近忧紧密挂钩，而与远虑毫无瓜葛。从大局而言，官员为官必以顾远虑为根本；从升迁来说，官员却要以解近忧为首选。或有远虑或有近忧，“囚徒困境”业已形成。瓯江的“公地悲剧”既作为一个官德显示屏，显示了官员们在身处这种“囚徒困境”的偏好和选项，也成为了一块制度试金石，试检出对公地保护的各种制度的效能。不幸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在治理瓯江的“公地悲剧”上，尚未显见出特别高尚的官德和日臻完善的制度。在制度残缺的现实中，大部分官员都会从自我理性——即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笃信并选择了“解近忧”这个官职升迁的助推器。于是，瓯江上的悲剧愈演愈烈，至今仍不见休止和谢幕的迹象。

　　瓯江口的百岛之称的洞头县，因一条即将竣工的跨海堤坝，马上就要与大陆通车了。这本应该是件值得庆幸之事，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一工程的完工，意味着瓯江的“公地悲剧”从此跃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了。

　　盛产鱼虾的瓯江无鱼可捕，昔日“渔舟唱晚”今成绝响。这，从“政府经济人”、“官员理性人”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上可以寻求部分答案，但更要害的，还应该在我们的制度上、特别是官吏政绩考评制度上找找根源。

　　我企盼着瓯江的悲剧早日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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