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广东(1758)

　　去年都在想，找个机会陪老爸钓回鱼，但他没时间，没去成。

　　前几天老爸从成都回来，休息几天，在家没事，那天中午午饭后，福哥来电约去钓鱼，我拿起渔包要走时，老爸说他要跟我去，很诧异。

　　钓点是阿婆角，一路上老爸在说20多年前，他从阿婆角偷渡去香港的旧事，说已经20多年没去过阿婆角了，很期待。

　　关于偷渡，在那个年代对我们这些靠近香港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勇敢和光荣的体现，这一点，上了年纪的广东人都应该有所了解。

　　刚才从网上收集了有关78十年代偷渡香港的信息：

　　反思五十年代初到80年代,广州偷渡香港历史

　　1972年以来广州偷渡概况:

　　1980年6月，共青团广州市委针对该市偷渡外逃问题，作了一个调查。报告回溯了广州在建国后的偷渡历史，并指出，1979年乃是最严重一年。

　　五十年代初，出入香港没有限制，许多人还从港澳回来工作。经济困难时期，有人开始偷渡外逃。1962年出现过持续几月的高峰，当时抓了2000多人。“文革”期间，偷渡发生人数每年都有几千。1972年，广州有 5376人偷渡，其中947人逃出；1973年，4893人偷渡，其中454人逃出；1974年，6074人偷渡，其中755人逃出；1975 年，3809人偷渡，其中408人逃出；1976年，2967人偷渡，其中379人逃出；1977年，5245人偷渡，其中457人逃出；1978年，偷渡的人数陡增至14278，其中1958人逃出。1979年，偷渡人数达到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

　　到了1979年，广州偷渡的人数达到建国以来最大的井喷，28378人！其中5127人逃出！偷渡者中，青少年占绝大多数，25岁以下的25253人，30岁以上的仅百来人。青少年中又以农民、知青为最多，同时外逃面扩大，从待业青年，到青年工人、教师、干部、军人乃至党员，都有参与。

　　1979：广州的偷渡青少年

　　大背景：反思偷渡与经济特区设立

　　1979年，广东省的偷渡人数达到历史高峰，而在5月6日，更发生了7万人大规模偷渡的严重事件。此前一年多，在复出视察广东省时，邓小平针对偷渡说了两句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偷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差异。比如，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而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两者差距悬殊到100倍。

　　在大陆公开出版的《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对上述情势并未讳言。相反，该书非常正确地指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严重偷渡状况的反思，促成了经济特区的设立。

　　

　　呵呵～～香港电视剧《我来自潮州》说的也是几个偷渡去香港的潮州人的故事，现在，起码有一半的香港人是当年的偷渡客，我父亲虽然是香港公民，但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回来大陆发展。

　　一些无知的人不了解那个年代，妄下结论。可怜啊

　　照片上的就是我父亲。65岁。

　　先拍了几张照片，后来我加入钓鱼行列，就把相机放在石头上拍录像，所以渔获没拍上，不过渔获很少

　　没空敲了，要去吃夜宵。回来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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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章由xinerli于2009-12-2 23:51:53最后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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