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广东(1856)

　　都说这个世界人心叵测、真伪难辨，可有心人总是乐此不疲发现多多，譬如，有人竟然从钓鱼的渔具中看出了人心苍桑、欲望的端倪。

　　这个“端倪”首先是指钓具的奢侈，据报道，最近，浙江省钓鱼协会在萧山办了个钓鱼比赛，参赛的400名选手个个拥有数万元的豪华装备。“省钓鱼协会秘书长孙浙东粗略估计了一下，那天岸上的钓鱼器具总共价值1000万元左右，当天被钓上岸的鱼总价值不过几千元”。

　　所以，报纸用了一个有趣的标题：“用1000万元的竿子钓几千块钱的鱼”。

　　其次，这个“端倪”指的是钓具的多寡，譬如，我们脑海中对钓鱼者的形象描叙，如果撇除时代性，那就是一根竹竿，一个挽裤腿或不挽裤腿的人，至多再加一只水桶一张帆布小凳。可现在就不是那样了，说出来让你吓一跳，你如果傍晚肯上江边去走一趟，并且肯用手指点一点数一数，你就会发现，一个人守着的钓竿至少是十根，多则十五六根，远远望去，钓鱼的人浑然成了钓鱼的机器。

　　再其次，这个“端倪”还指的是鱼钓上来后的态度，譬如，现在的钓鱼者已经开始为钓上来的鱼发愁了——这是因为，一则，在特定的钓鱼处所，钓上来的鱼需要论斤付钱，每市斤付10或15元不等；二者，这个时代，会电脑会开车甚至会开飞机的都有，钓鱼已不再是什么能力的体现，不被同事邻居羡慕，也不被赞为美事；三者，钓上来的鱼，大多是养殖的普通鱼种，多且便宜不说，由于墙门式的居住早已演变成了楼幢式的居住，想送也无人可送，想卖也无人要买，真成了食而无味，弃之可惜。

　　显然，钓鱼已从钓“鱼”慢慢转变成了“钓”鱼，以前的目的是鱼，现在的目的是钓；以前我们称钓竿为渔具，现在只能称它为“娱具”；以前我们称钓上来的鱼为可以吃的食物，现在只能称它为可以“娱”的玩物。

　　这期间，钓鱼的用竹子烘烤的鱼竿已成了金属的合金的甚至钛的鱼竿，浮漂也大多从简陋的鹅毛管演变成了人工的专业浮漂，而且，一根好一点的鱼竿要2000多元，最贵的4000多元，好的浮漂的价格也在100到400元左右——远远望去，鱼还是一百年前的鱼，钓鱼的家伙和场面却早已是鸟换炮面目全非，齐刷刷地，浑然一个钓具的博览会。

　　钓鱼的过程成了欣赏与炫耀钓具的过程，吃的鱼变成了玩的鱼，这个端倪“端”得可谓大矣。

　　日本从1969年出现第一只纸杯起，就不断有行为学家指出：一次性纸杯的运用会导致人类行为的异化，譬如一夜情与露水夫妻的增多——因为，用完就扔的原则，同样适合男人与女人行事的“方便、卫生与经济法则”——你把为你使用的纸杯一次性扔掉了，同时你也把其他为你使用的东西一次性扔掉了。

　　譬如，从钓鱼这件事的异化，可以作一下类比的同类异化还有：从一个人守着一根钓竿，一个人守着一个配偶，一个人为一个企业工作，一个人只住一栋房子，到一个人同时持无数钓竿，拥有不同的性伴侣，身兼数职，同时拥有两栋以上的房子，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浮躁、不安静、渴望快速获取同时拥有、急功近利，其特征是一致的。更有甚者，钓鱼的过程成了欣赏与炫耀钓具的过程，安居乐业的房子成了资产转换、财富过渡的手段，过日子的配偶也就演变成了玩（这个玩指的是小麻将、新马泰、自驾游……当然也包含玩弄的玩）的配偶。

　　要知道，在钓鱼这件事上，我们本来的偶像是唐朝的柳宗元，我们都曾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粉丝；在文化上，我们也曾是姜子牙“竿短线长，钩直无饵，愿者上钩”的国度。

　　还有一个被我个人称之为悲剧是：钓具再多再奢华，住宅再多再大再是东南西北拥有，女人缘再好桃花运再旺，身兼千职甚至家财万贯，我们的寿命与鱼一样，还是一百年前的寿命。

　　推而广之，如果把钓鱼的这种现象称为钓鱼效应的话，同类的事例还有更多：GDP的增长没有加深我们的快乐，城市发展了我们的信仰却在倒退，地铁很快可我们的理想实现得很慢，社区很大可是能说上话的人却越来越少——一个银行存折当作杂志阅读的年代，我们的神经却总像股票熊啊牛啊的，绷紧了松不下来。

　　这个月的中旬，张艺谋耗资三亿的大片主义杰作《满城尽带黄金甲》将公映，这部在国内受恶捧在北美却遭遇猛烈批评的所谓“道具大片”，仅仅一件周润发的龙袍就价值一百二十五万，三千多套戏服的总值超过一千万，而当年他获柏林金熊奖并开创中国电影里程碑的《红高粱》，整部片子的投资也不过几百万（相当于几件戏服吧），这也是一种“用1000万元的竿子钓几千块钱鱼”的文化现象。

　　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像伊朗小电影那样，只用几百万就钓到奥斯卡这条大鱼，看来还很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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