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所属钓区：广东(2848)

　　与父亲钓鱼的回忆

　　1959年，父亲因为严重的心脏病离开岗位，算是“离岗退养”。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是“天灾人祸”一起来的时代，老爷子当时主管组织、党务，一肚子的忧郁不能说，加上他又是四方面军的老人，在以“路线划人”的时代，他只能每日以养花看书看报渡日。

　　那时我是正值“调皮捣蛋”的年华，加上我们家临珠江边，可玩的去处大了多了！游泳、钓鱼抓螃蟹是我读书之余最高兴的消遣！

　　当年街道饭堂的“大锅饭”、“灭四害”“炼钢铁”，我们热情幼稚，爬到楼顶敲盆吓麻雀；卸了自家的窗户的铁条去炼钢，为了完成“1070万吨”钢铁，给炼“钢”的老师送饭、砸焦碳……我全经历过。为了“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的理想，我真的幼稚地想：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可能快了！

　　很快，噩梦就来了；天灾人祸、苏联逼债、粮食定量、人民币贬值；凡是倒霉的事，一起全来了！不但粮食要定量，而且那时领导干部还要带头减定量。我清楚地记得，父母的每月定量只有22市斤。而我们兄妹和保姆的定量在28斤以上！由于我是学校的运动尖子，定量是每月33斤；每天一斤还有富裕，在当时的学生里是最高的！

　　父亲规定：我家吃饭要用称量限量，算好了再吃！他说，连主席和总理请战友老乡吃饭，钱就免了，但得把粮票留下！那时的领导干部虽然有点高干特权，（每月多一斤油，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但总的印象是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说了可能很多人会不相信：我和妹妹还跟我家的阿姨到郊区菜地里还挖过一种广东人叫“马齿苋”也叫“瓜子菜”野菜！

　　那时我上四年级，记得广州市政府为了让我们小孩子发育吃饱肚子，每周一三五还发所谓的营养餐给我们，就是用芭蕉根加点面和糖精做的饼，那时我们觉得简直好吃的“要命”！

　　快50年过去了，现在的饲养的鸡鸭鹅和猪吃得比我们那时要好！

　　那时，城里要比农村强。我们家和我认识的同学家里人，当时是没有饿死的，但在我68年当兵后，真的听说有的河南战友的亲人，在那个年代有饿死的！

　　我家除了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得了“水肿”和营养性肝炎外，我倒啥事没有；后来我怀疑是我的“干妈”——我们家老阿姨每次省了一口，对我的特别关照的缘故！

　　肚子里没油水，就特别能吃饭，吃不饱就更加想吃，小孩子好动，肚子老饿嘴就容易馋，钓鱼抓蟹，就成了我们玩耍解馋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当时我家住江边，有了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经常约了小同伴去“补充动物蛋白”。

　　那时的珠江水能养鱼养蟹，得来也不甚费力，就是做难！

　　最简单最好吃的就是把蓝刀和螃蟹用盐一腌，用油一炸，蟹壳鱼骨全干掉！享了口福苦了屁股，我们那伙“捣蛋鬼”真的没少挨揍，小孩记吃不记打，隔三差五又得“嘴香屁股疼”地循环一次，害得我“干妈”每次做完饭还得找地方藏油！

　　父亲见我们钓鱼，从来不支持，只要我们不偷油的话，也不反对。也许我们钓鱼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一天，他到当时广州唯一可以买到渔具的“文一”文化用品商店买了一根可以从头插装的多节竿和一些正规的尼龙鱼丝和浮漂、鱼钩，我的眼珠子看的都要掉出来了！

　　那多节的鱼竿是用竹子做的，每节的连接处有一个金属套管，上下两节就是靠它来连接的，现在看起来相当地“土”！但和我们自己做的鱼竿相比简直是天地之别！

　　他的鱼钩是天津出的短柄无柄环大钩，那时我们用的是挪威长柄带柄环的小钩，我们连绑没环的鱼钩那时也不会；再瞧那浮漂，一根是用鹅毛做的，一根是用高粱杆做的，大约二十公分长，身上有美丽的漆环，要是把我们自己做的“高粱杆豆豆”浮漂和它们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乞丐和大款站在一起的模样！

　　我对父亲的这套“家伙什”，心中充满“敬畏”，我从未见父亲用它钓过蓝刀——当时我想，就是用，也是“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它们一定另有重用的！

　　父亲从不和我们讲钓鱼的事，也从不教我们钓鱼的技术，那条漂亮的鱼竿买回来一直放到我上高中！

　　我哥考上大学的那年，父亲要我陪他钓鱼，那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在体操、游泳，且得了二级体操运动员的“文凭”，钓鱼的事，是儿时的小把戏了。

　　但我愿意陪老爹去钓鱼，我是父亲快四十多岁得的晚子，对老爹我是一直敬佩有加的。

　　记得最清楚的是陪父亲到现在东湖公园水闸口靠珠江边上钓鱼。

　　父亲用的是他们老家钓鱼的方法：底坠、双钩；双钩连接处有用电线塑料管弯成的天平；为的是防止两线缠绕，用的是蚯蚓加面粉。在水深三到四米的水闸边垂钓，半天也没提一次竿——不象我们钓蓝刀；一下一条。

　　记得他以前到从化温泉疗养，钓了许多大鲫鱼放在浴池里养着，回家的时候，全放到疗养院的荷花池里了：我们家那时不爱吃鱼。老爹钓鱼真的是为了消遣，不是“为鱼而渔”。

　　父亲悠闲地抽着烟，我着急地看着漂，心里老嘀咕：怎么还不吃呢？

　　在我没留神的时候，老爹突然一提竿，见那梢尖弯了；我知道大鱼上钩了！因为是粗线大钩，当时也没有抄网，直接从水里把鱼提上来，原来是一条一斤左右的鲤鱼！

　　我以前钓的小蓝刀鱼，几条加在一起还没一两，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居然能钓到“这么大”的鱼！

　　现在看起来，一斤重的鲤鱼实在不算什么，但我当时认为是相当“大”的一条鱼了。我比较正规的“传统钓”就是那次跟他学的。

　　父亲还有一位一同参军的老乡战友；于涛叔叔。原来是55军的副军长，文革前也从岗位上退下来了，他老跟我们说，当年参军年纪小，过草地还是我父亲背着他走的，对父亲特别尊重，开口大哥闭口大哥，不象别人，按父亲以前和现在的职务称呼。

　　于叔叔也是一位钓鱼迷，他们在一起讲起往事，有时也回忆他们小时侯在老家钓鱼的事，我听得入迷，特别是他们来回老是提到一个老家叫“斧子岭”水库的地方。俩人多年未回老家了，说是有机会，一定到“斧子岭水库”去钓鱼。

　　一直到我长大了才知道，那个叫“斧子岭”水库的其实是叫“佛子岭水库”；是父亲他们多年未变的六安口音给我的误会。

　　于叔叔左手受伤残废，每次钓鱼都是警卫员帮他挂蚯蚓、摘鱼，我们四个一起钓鱼的时候，别人也以为我是老爹的小警卫员，自己很是得意！

　　最后一次陪他们钓鱼是文革期间在麓湖，俩老头文化不高,为人正直,不喜吹拍，又好直言，所以仕途自然坎坷。他俩一肚子对文革和“四人帮”的不满，边钓边发牢骚，说到关键，马上就压低嗓门，窃窃私语。钓完鱼，牢骚也发得差不多了。不过因此，我也听到不少江青以前在延安的事。幸好他们那时都已经无职无权了，如果在职的话，因为他们的牢骚，不定给他们什么苦头吃呢！？

　　78年我父亲去世，于叔叔大哭一场；“老哥！再也不能和你一起钓鱼了！”没想几年过后，于涛叔叔也走了…….。

　　我现在常想：如果这两个老人现在还在世的话，我一定给他们买最好的渔具！天天陪他们到处钓鱼；尤其一定要陪他们去一趟“斧子岭”！

　　在我入伍后到他俩老人家先后去世，没能再陪他们钓一次鱼，再听他们在水边回忆一次过去艰苦的年代的往事，再体会一次他们言谈话语里漫溢着对今生无悔的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竟成了我现在每次钓鱼时回忆的悔恨！

　　陆军

　　2004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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